近日，一项线上自测的成人ADHD（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自填量表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来，有人发现自己在这项未曾了解过的量表上得分颇高，惊呼多年来困扰自己的问题终于找到了“出口”。
ADHD，即俗称的多动症，在大众传统的认知中，这是一种好发于童年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不少人认为随着孩子成长，症状会逐渐消失。但事实上，很多成人也在承受ADHD带来的困扰。
不只是“儿童病”，
成人ADHD流行率并不低
小张（化名）从童年起就发现自己和别人有些不同：小学时，老师上课教拼音，放学后自己的大脑中却一片空白；中学时，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一段话能读一整天；工作后，这样的奇怪状况仍然存在，别人讲话半分钟就会走神，常常记漏工作指令……小张自行去医院做了检测，最终被确诊为ADHD。拿到结果的他却觉得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那些困扰我三十多年的事情终于能说得通了。”
“ADHD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期（12岁前）的神经发育障碍。目前通常认为发病是基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生黄懿钖介绍，ADHD的患儿临床表现为与正常年龄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力易分散、不分场合的好动和情绪、行为的冲动。大多数患者会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执行功能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ADHD起病于童年期，随着年龄增长多动症状会逐渐减少，但注意力不集中和冲动症状会随年龄增长而持续存在。”黄懿钖指出，有研究表明，30％—50％的ADHD儿童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期。若在儿童期未能及时发现和治疗，持续到成年期的症状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功能损害会影响终身。
北京安定医院于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6—16岁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ADHD占比最高，为6.4％，即在大约15位少年儿童中，就有一位患有ADHD。而据美国2018年一项研究显示目前成人ADHD的临床流行率约为3％—5％。
成人的注意力缺陷可表现为经常拖延工作、经常丢失或错放物件、忘记重要的任务安排等；多动症状可表现为主观不安宁感，不能参与久坐的活动等；冲动控制障碍表现为经常打断别人谈话，做事易厌倦，难与他人维持稳定的关系等。这些表现让成人ADHD人群自身的职业发展、社交关系常常受挫。临床数据表明，由于工作、社交中的种种压力，加之这类人群在情绪、情感识别技能上存在缺陷，ADHD人群还容易共患抑郁、焦虑、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障碍。
“成人ADHD存在识别难、诊断难、就诊意识不足等问题，所以长久以来被大众，甚至成人精神科医生忽视。”黄懿钖说。
缺乏专病门诊，
寻医问药似“走迷宫”
和普遍的发病率形成对比的是大众对ADHD的认知欠缺，尤其是成年患者，他们在寻医问药道路上面临着重重阻碍。
“一开始去医院，我挂了成人精神专科，但医生说ADHD是‘儿童的病’。成年人又不能直接挂儿科，几经辗转，通过成人精神专科转诊到儿童精神科，我才见到合适的医生。”这是一位ADHD人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就诊经验。在成人精神专科首诊，儿童精神专科复诊，通过“迂回战术”，很多成人ADHD人士才得以顺利就诊。
“前几年刚创建公众号时，能为成年人确诊ADHD与开药的医生可能是个位数。”ASD（孤独症谱系障碍）与ADHD科普公众号的创立人青衫告诉记者，她接触过的ADHD人士反映，并不是所有医生对发育障碍都能有与时俱进的了解，混淆成人ADHD与其他常见精神障碍，导致误诊或治疗失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主任医师焦公凯表示，在临床中几乎每天都会遇见来就诊的成人患者，甚至还遇见过50多岁的患者在网络上看到这一病症，高度怀疑自己也是这类患者要求医生进行诊断。
“然而，精神卫生专业医生少，儿童医生也少，儿童精神卫生专业医生更是少上加少。”焦公凯无奈说道，诊断ADHD和医生经验息息相关。成人ADHD诊断需要专业医生通过家族史、实验室检查等多个方面来证实，量表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所以只有少数大城市的大医院有能力进行诊治，这也造成患者求诊难的问题。”
专家建议，
加强成人ADHD临床规范化诊疗培训
根据政策规定，儿童医院和科室只能为0—18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服务。成人究竟能否到儿童医院和儿科就诊，一些省市曾有过探索。2020年9月，浙江省卫健委下发了关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为年龄超18周岁身患特殊疾病的患儿提供医疗服务”的批复，同意该院为年龄超过18周岁身患特殊疾病的患儿提供连续性的医疗服务。或许能为这类患者就诊提供一些新思路，也能成为各地卫健系统效仿的案例。
患者们的互助行动也在开展。在工作之余，青衫与公众号的其他志愿者一同运营着一张ADHD“就诊地图”，这张地图根据各个投稿人或“碰壁”或成功的就诊经验，归纳了全国各个省份可确诊ADHD的医院。“建立‘就诊地图’是希望和自己一样的人能够少走弯路。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专业的帮助，就能不用继续困惑和自我质疑下去。”青衫向记者解释自己的初衷。
“目前，成人ADHD人群还面临着部分药物医保难以报销的状况。”青衫说，她接触过的不少ADHD人士提到，部分成人用药不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每月用药花费动辄上千。“除此之外，还有人发现诊断结果不能异地互认，因此每月要专程去外地开药。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更完善的医疗支持体系。”
“除了最直接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ADHD人士还需要更多社会支持。”焦公凯说，“家长要提高对发育障碍的认识，尤其在儿童阶段，不能单纯觉得这是孩子不听话。”其次要重视家校合作，老师纵观整个班级，往往更能看出孩子的问题，需要与家长及时沟通。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诊治，避免病情延误发展到成年期。
加强疾病筛查，将疾病扼杀在萌芽中，或许也是一种“解题思路”。如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其中提到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筛，为0～6岁儿童提供11次心理行为发育初筛服务。全国人大代表胡梅英也曾建议，针对目前公众对多动症认知度低导致就诊率低的情况，要加强对多动症的科普宣教工作，也要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建设，但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医教养”结合模式推进多动症的系统性筛查及诊治。
“虽然我国现在还未有专门针对ADHD的相关政策，但是在精神卫生方面有很多政策关注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我国很早就制定了《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 “今后国家也应加强成人ADHD临床规范化诊疗培训，完善相关体系建设，合理进行医保改革，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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