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是我送给自己的成年礼物。”
2023年3月，刚满18岁的李红，在中华遗嘱库郑重地立下自己的遗嘱：如果遭遇了不幸，打算将财产全部捐给公益机构，包括存了多年的压岁钱和一个游戏账号。
“没什么好避讳的。”她说，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行为，还觉得“很酷”。
“我觉得想到就要去做，不要等，等着等着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今年20岁的广东男生王皓，在自己17岁那年立下了遗嘱。
“网络小说的分成是我的收入，我平时靠自己赚的钱生活。”王皓是家里的独生子，14岁那年，他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当时还在上学的他，已完成了多部作品，获得了稳定的收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中指出，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民法典中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意味着，17岁的王皓可以立遗嘱，他遗嘱的主要内容与其网络小说的著作权有关。
“平时我写作压力比较大，也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猝死的新闻，为自己立一份遗嘱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王皓说，“如果还来不及交代，人就走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平时是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人，把自己的事情都安排好，也是对父母的一个交代，相当于留下自己的爱。”
在遗嘱里，王皓将遗产同时赠予朋友一部分，“父母不缺钱，朋友对我很好，很照顾和支持我，所以我也想留给朋友一些”。
“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以后会更加认真地活着。”21岁的林雨，也是在18岁那年立下了遗嘱。当时，她还是一名大一新生。
“我辅修了法律，懂得一些法律知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立遗嘱的程序，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她希望把存在银行卡里的两万多元留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在她最伤心难过、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了支持帮助和关爱，“虽然钱不多，就当是一种回报吧”。
林雨的父母并不知道她立下了遗嘱，“这纯属我的个人意愿”。她认为，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旦说了怕父母不了解，反而造成误解。眼下，她考虑更多的是未来，以后有了赚钱能力，挣的钱会继续存入这张银行卡，如果资产增多她可能会重新订立遗嘱，增加遗嘱继承人。
“父母在他们眼里很重要，他们同时也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而对物质的关注则显著降低。”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00后把立遗嘱视作一种新生事物，认为是对生命的尊重和自我认知价值的体现，并将其作为人生里程中的一个重要仪式。
“来不及做准备就走了，这是最难过的”
“我害怕来不及做准备（就走了），这是最难过的。”3月23日，90后王萧来到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咨询遗嘱登记的相关手续。
此前，王萧完全没想过遗嘱登记这事，“我刚成家几年，孩子还小，没什么好写遗嘱的。”不过，作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在工作和生活中，她见了太多“来不及”的例子。
之前，她的舅舅和姥爷相继离世，但他们对于自己的财产没有任何安排，除了房子，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有哪些财产、该如何处理，“大家都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害怕这种“来不及”的时刻，她决心要提前对自己的资产拉好清单、做好安排，“这是防患于未然”。
“财产清单是遗嘱重要的功能之一。”中华遗嘱库江浙沪区域负责人黄海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实际上，对许多财产家人之间是不知道的。”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可以将自己拥有的比较值钱的财产进行整理，并分别传承。
在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财产不明可能会导致继承人之间相互猜忌，继而产生家庭矛盾和纠纷。“而遗嘱能够帮助定纷止争、挽救家庭关系。”黄海波说。
今年23岁的陈瑞，出于保护自我财产的需要，在18岁生日第二天就来到中华遗嘱库立下了遗嘱。
在陈瑞两岁的时候，他父亲有了外遇，父母离婚。他的母亲没有再婚，而是努力打拼事业，积蓄起一定的财产，许多都在他名下。
2018年，陈瑞打算去美国读书。临走前，他的母亲来到中华遗嘱库，想在遗嘱中将所有财产都指定给他。经过详细咨询，母亲得知，如果他发生意外，他的生父也有一半财产继承权。
在陈瑞的遗嘱中，他指定财产全部给母亲或其他指定继承人，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母子两人的财产。立下遗嘱后，他母亲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黄海波介绍，通过登记遗嘱，年轻人可以避免在遭遇意外等情况后，把财产留给不符合意愿的继承人。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风险无处不在。”陈凯说，越来越多人考虑的不仅仅是怎么避开风险，更会考虑如果这个风险避不开，他们该做些什么，“在这种意识、观念下，对遗嘱的思考就提上了日程。”
“不要哭泣，立遗嘱是开心的事情”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大家把遗嘱当成一个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人才要去做的事。”10多年前，陈凯是一名从事海外IPO、合规业务的律师，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发现“几乎人人都立了遗嘱”。
“回到国内，我接触了好几个继承权纠纷的个案”，在许多案子中，陈凯看到一大家子人为了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明明都是最亲的人，却为了财产相争反目成仇，甚至记恨一辈子。”他认为，遗嘱是中国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2013年，在陈凯的推动下，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了中华遗嘱库。如今，已走过了10年。
《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10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共有23814名60周岁以下人士前来中华遗嘱库咨询遗嘱，登记保管遗嘱的数量从2017年的279份增加到2022年的3467份，5年间增长了10多倍。
90后崔文姬从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已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了7年多。2017年，当时23岁的她登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遗嘱，“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大，身体也不太舒服”。
她把自己的财产都留给了父母，“我对他们有安排，也不想给他们留下一些麻烦。”她说，如果今后结婚生孩子，会对遗嘱进行更新修改，会给爱人、孩子留下一定份额的财产。
“一些不可抗力的事件发生，会促使大家提高提前规划财产、预防意外的意识。”崔文姬注意到，经历了疫情之后，人们对于一些意外事件或者是风险的防范意识明显提高了。
“今年年初，我们接待了一大批来提取遗嘱的市民。”崔文姬说，春节后，来中华遗嘱库咨询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一开始家人立遗嘱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当家人走了，他们提取了遗嘱、看到了遗嘱的作用，不少人转变了此前的想法，认为提前写一份遗嘱还是很有必要的”。
“许多人认为，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说就走了，太遗憾了。”陈凯认为，当今社会，人们观念不断改变、更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把立遗嘱看成是人生终点要做的事情，而是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定期思考和盘点。
“录像时不要哭泣，立遗嘱是开心的事情”。这句话，写在中华遗嘱库电子屏幕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立遗嘱时的心中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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