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간체자]
中新网北京7月26日电(张钰惠)7月20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布《沉痛悼念李晟医生》一文称，19日中午13时许，该院心血管内科李晟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伤害，致多处严重损伤。事发后，该院第一时间组织多方专家联合救治，李晟医生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19日21时许不幸去世。
事发当日，当地警方通报，一名男子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伤害一名医生后跳楼。
国家卫健委7月20日表示，暴力伤害医务人员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此强烈谴责。伤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正常医疗服务秩序，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根据2020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伤医事件，有舆论呼吁增设“暴力伤医罪”。“暴力伤医罪”，杜绝得了伤医事件吗？对此，中新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对伤医事件背后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作一探讨。
中新网：在你看来，暴力伤医行为背后隐藏着哪些问题？
王岳：近年来，伤医案件的行凶者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经济困难，二是存在心理问题。还有一点，那就是存在久拖不决的医疗纠纷。原因在于，医学上很多问题孰对孰错，属于科学最后的认知领域，是一笔“糊涂账”。我认为，应从以上几个方面去考虑问题。
中新网：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伤医刑事犯罪所处罪名有哪些？
王岳：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
中新网：有观点建议，加大法律对暴力伤医行为的规制力度，以及在刑法中增设“暴力伤医罪”等专门罪名等，对此你怎么看？
王岳：实际上，暴力伤害行为并没有区分。并且，对于伤医行为，我认为加大刑罚力度没有意义。其实，在不止一两起伤医事件中，行凶者在行凶后都采取了自杀行为。我们试想，如果一个人在杀害别人之后自己也选择了自杀，加大刑罚力度是否有作用？
医患关系本应该是最和谐的社会关系之一。从法律角度讲，这是一种典型的信托关系，托付的不仅是财产而是生命。如果医患之间产生了纠纷，很容易因为这种信托关系的崩塌而产生仇恨，这种仇恨单纯靠法律的震慑可能是起不到作用的。
近年来，因为公安机关的严打，涉及违反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医疗纠纷在减少，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病人的投诉数量却在上升。通过加大刑罚力度来解决医患纠纷，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应该从促进医患关系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中新网：也有观点建议加强医院安保措施，这是否能解决暴力伤医问题？
王岳：我在《20张床配一名保安不如200张床配一名医务社工》一文中提到，这些年我国政府针对医院暴力采取了“零容忍”的正确态度。而且相关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加码，其中包括《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做到每20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 《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明确建立安检制度，高风险人员就诊可安排治安保卫人员陪诊监督等等。
但其实，一个有着周密计划行凶的施暴者，不会因为安检而放弃犯罪想法，只会等在医务人员下班回家的路上。
矛盾易疏不易堵。对此，医院要重视非创收部门的建设和发展，例如医务社工部，其实200张床配一名医务社工，比20张床配一名保安更有用。社工可以抚慰病人，缓解家属的焦虑，也可以帮助病人获取社会力量的支援。
中新网：减少暴力伤医事件，除立法司法力量外，医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王岳：解决暴力伤医问题要刀刃向内。
首先，一些医生的基本工资占比小，而奖金占比大，在一些医院甚至达到基本工资占比20%、奖金占比80%的悬殊比例。推广年薪制，保障医生的基本工资，让公立医院尽快回归公益性，让各级医院各司其职，而非“抢饭吃”。所谓看病难，是“看病不难”造成的，一个病找多家大医院去看，这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
2013年12月，原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其中规定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一些医院不将医生收入和创收挂钩，却与工作量挂钩，使得医生不追求质量而追求数量。数量在上升，质量在下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医院对医生的激励方式也亟待改变。
最后，诸如医生累得倒在手术室门口睡觉、没时间吃饭只能喝糖水的导向是错误的。单方面强调以病人为中心，但没有强调以职工为中心。对于一个劳动者，尤其是医生这种专家型劳动者，不保护好他们的权益，他们如何保护病人的权益？医疗机构管理者，应成为医务人员职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完)
[번체자]
“暴力傷醫罪”，杜絕得了傷醫事件嗎？
中新網北京7月26日電(張鈺惠)7月20日，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發佈《沉痛悼念李晟醫生》一文稱，19日中午13時許，該院心血管內科李晟醫生在門診診療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傷害，致多處嚴重損傷。事發後，該院第一時間組織多方專家聯合救治，李晟醫生終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於19日21時許不幸去世。
事發當日，當地警方通報，一名男子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傷害一名醫生後跳樓。
國家衛健委7月20日表示，暴力傷害醫務人員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爲，對此強烈譴責。傷醫行爲不僅嚴重侵害了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正常醫療服務秩序，損害的是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
根據2020年6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醫療衛生人員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其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威脅、危害醫療衛生人員人身安全，侵犯醫療衛生人員人格尊嚴。
針對近年來發生的傷醫事件，有輿論呼籲增設“暴力傷醫罪”。“暴力傷醫罪”，杜絕得了傷醫事件嗎？對此，中新網採訪了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系教授王嶽，對傷醫事件背後的法律與倫理問題作一探討。
中新網：在你看來，暴力傷醫行爲背後隱藏着哪些問題？
王嶽：近年來，傷醫案件的行兇者呈現出幾個特點。一是經濟困難，二是存在心理問題。還有一點，那就是存在久拖不決的醫療糾紛。原因在於，醫學上很多問題孰對孰錯，屬於科學最後的認知領域，是一筆“糊塗賬”。我認爲，應從以上幾個方面去考慮問題。
中新網：當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於暴力傷醫刑事犯罪所處罪名有哪些？
王嶽：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
中新網：有觀點建議，加大法律對暴力傷醫行爲的規制力度，以及在刑法中增設“暴力傷醫罪”等專門罪名等，對此你怎麼看？
王嶽：實際上，暴力傷害行爲並沒有區分。並且，對於傷醫行爲，我認爲加大刑罰力度沒有意義。其實，在不止一兩起傷醫事件中，行兇者在行兇後都採取了自殺行爲。我們試想，如果一個人在殺害別人之後自己也選擇了自殺，加大刑罰力度是否有作用？
醫患關係本應該是最和諧的社會關係之一。從法律角度講，這是一種典型的信託關係，託付的不僅是財產而是生命。如果醫患之間產生了糾紛，很容易因爲這種信託關係的崩塌而產生仇恨，這種仇恨單純靠法律的震懾可能是起不到作用的。
近年來，因爲公安機關的嚴打，涉及違反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醫療糾紛在減少，但從全國範圍來看，病人的投訴數量卻在上升。通過加大刑罰力度來解決醫患糾紛，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應該從促進醫患關係的角度去看待問題。
中新網：也有觀點建議加強醫院安保措施，這是否能解決暴力傷醫問題？
王嶽：我在《20張牀配一名保安不如200張牀配一名醫務社工》一文中提到，這些年我國政府針對醫院暴力採取了“零容忍”的正確態度。而且相關制度建設也在不斷加碼，其中包括《關於加強醫院安全防範系統建設指導意見》規定二級以上醫院要做到每20張病牀配備一名保安， 《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明確建立安檢制度，高風險人員就診可安排治安保衛人員陪診監督等等。
但其實，一個有着周密計劃行兇的施暴者，不會因爲安檢而放棄犯罪想法，只會等在醫務人員下班回家的路上。
矛盾易疏不易堵。對此，醫院要重視非創收部門的建設和發展，例如醫務社工部，其實200張牀配一名醫務社工，比20張牀配一名保安更有用。社工可以撫慰病人，緩解家屬的焦慮，也可以幫助病人獲取社會力量的支援。
中新網：減少暴力傷醫事件，除立法司法力量外，醫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王嶽：解決暴力傷醫問題要刀刃向內。
首先，一些醫生的基本工資佔比小，而獎金佔比大，在一些醫院甚至達到基本工資佔比20%、獎金佔比80%的懸殊比例。推廣年薪制，保障醫生的基本工資，讓公立醫院儘快迴歸公益性，讓各級醫院各司其職，而非“搶飯吃”。所謂看病難，是“看病不難”造成的，一個病找多家大醫院去看，這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
2013年12月，原國家衛計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加強醫療衛生行風建設“九不準”》，其中規定不準將醫療衛生人員個人收入與藥品和醫學檢查收入掛鉤。一些醫院不將醫生收入和創收掛鉤，卻與工作量掛鉤，使得醫生不追求質量而追求數量。數量在上升，質量在下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醫院對醫生的激勵方式也亟待改變。
最後，諸如醫生累得倒在手術室門口睡覺、沒時間吃飯只能喝糖水的導向是錯誤的。單方面強調以病人爲中心，但沒有強調以職工爲中心。對於一個勞動者，尤其是醫生這種專家型勞動者，不保護好他們的權益，他們如何保護病人的權益？醫療機構管理者，應成爲醫務人員職業安全的第一責任人。(完)
[출처]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4/07-26/1025805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