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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南昌10月29日电 题：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为何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专访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章丽
中新社记者 吴鹏泉 姜涛
提起中国的远洋航行，人们多半首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元代，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的江西南昌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附商舶浮海，足迹遍及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汪大渊为何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豫章师范学院副教授章丽一直在从事文化和旅游国际传播研究，近日她在江西南昌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这位中国民间航海家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汪大渊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你认为二者有哪些共性？
章丽：1330年冬春之交，弱冠之年的汪大渊由泉州港附舶(搭乘商船)出海，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旅行。这次航行的区域，远至阿拉伯及非洲地带。1334年回到泉州，前后历时近5年。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由泉州港出航，航涉的区域重点在南海诸岛周边国家。1339年夏秋间回到泉州，前后历时近3年。
远航回国后，他把两次航海所见记录整理，写出了《岛夷志》。至正九年(1349年)冬，汪大渊过泉州，适逢吴鉴(元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奉命主修《清源续志》(即泉州志)，因泉州为市舶司所在地，应记外事，遂将《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1350年春，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复将该书以单行本刊印，并请张翥(元代诗人)作序，“以广其传”。后《岛夷志》佚失，所幸该书节选《岛夷志略》在清代被《四库全书》收录。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供国外学者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苏州大学教授魏向东所著的《行走天下：中国行旅文化》一书中，将汪大渊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汪大渊和马可·波罗，我认为二者有以下共性：
首先，汪大渊和马可·波罗家庭背景相近，都是出生于衣食无忧的商人家庭。
其次，两人的航海行动几乎活跃在同一历史时期。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数十年后，汪大渊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出发，随商船远航走出国门。
两位航海家都采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航海历程。他们都以纪实体裁写下了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后将游历情况写作并编纂成书。他们各自的著作《岛夷志》和《马可·波罗游记》，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五，汪大渊和马可·波罗对世界历史、地理的贡献均被世人认可，都促进了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
图为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象湖风景区汪大渊纪念广场。刘佳健 摄
中新社记者：生长于内陆的汪大渊，为何会萌发探索海外的志向？
章丽：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少年求学时，汪大渊天资聪颖，博览群书。他对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记》爱不释手，尤其是《货殖列传》中南北各异的地理、自然、物产等内容，更是反复诵读，沉浸于“纸上神游”的同时，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他收集了许多记载各地奇闻逸事和风土人情的地理著作，对海外地理的游记格外痴迷。
汪大渊出生地(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水运业较为发达，是古代当地水上交通良港和货运集散地。“江到南关古渡头，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杨夹道三千户，绕郭连樯数万舟。”宋朝诗人宗必经的《南浦》诗中，就描述了施尧村一带的航运盛景。汪大渊成长的这方水土，虽不是沿海一带，却是个连山通海的地方。对外航运频繁的成长环境，为他提供了远洋航海的信息基础。
成年后的汪大渊束装远游，沿着赣江一路上溯，来到了福建泉州。泉州港古称为“刺桐港”，此时的刺桐港正值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之际，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后来写道：“我们抵刺桐城，城甚大……刺桐港(泉州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不可思议……”正是泉州港的舶商云集景象，进一步激发了汪大渊探险求奇的兴趣，促成了他日后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航拍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象湖风景区汪大渊纪念广场。刘佳健 摄
中新社记者：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有何区别？
章丽：与郑和下西洋全由朝廷造船出资不同，汪大渊几乎仅靠一己之力凭借商船完成了航海行动，他的故事比郑和早了半个多世纪。
汪大渊先后两次出海，都是附舶远行。他没有自己专门的船只，也没有自己的生意，只是靠着搭乘商船不断航行，一段一段前往下一站。可以说，汪大渊的航海，完全是凭借以商船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航行活动，这也是汪大渊远航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渊远航给郑和下西洋带来借鉴。作为翻译官多次追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记述了下西洋期间的所见所闻。在该书序言中，马欢感慨：自己随郑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马欢的实地考察，印证了汪大渊记载的真实性、准确性。
航拍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象湖风景区汪大渊纪念广场。刘佳健 摄
中新社记者：《岛夷志略》记载了海外历史胜迹和奇闻逸事，对当前研究古代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具有怎样的价值？
章丽：在航海旅行中，凡所到之处，汪大渊对各地的地理山川、民情土俗、风景胜迹、奇事异闻、贸易货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严谨的记录。
现存《岛夷志略》约2万字，书中记载的220余个国名、地名中，有些是初次见，有些甚至是仅见于该书。这些翔实记载，在历史、地理、文化、国际贸易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当前专家学者们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史料。
《岛夷志略》还记载了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人对台湾岛的历史记载之一。
中新社记者：研究汪大渊远航，在当下有何现实意义？
章丽：以共情激发国家之间的情感流动，是当下做好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在人类与海洋接触的过程中，汪大渊无疑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基于人类对航海探险的共同情感体验，将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作为情感化标签进行国际传播，可为国际公众认知世界海洋文明成果提供“共情机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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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章麗：民間航海家汪大淵爲何被稱爲“東方的馬可·波羅”？
中新社南昌10月29日電 題：民間航海家汪大淵爲何被稱爲“東方的馬可·波羅”？
——專訪豫章師範學院副教授章麗
中新社記者 吳鵬泉 姜濤
提起中國的遠洋航行，人們多半首推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鮮爲人知的是，早在元代，被稱爲“東方的馬可·波羅”的江西南昌人、民間航海家汪大淵就附商舶浮海，足跡遍及亞非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汪大淵爲何被稱爲“東方的馬可·波羅”？他與鄭和下西洋有何區別？豫章師範學院副教授章麗一直在從事文化和旅遊國際傳播研究，近日她在江西南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這位中國民間航海家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汪大淵被稱爲“東方的馬可·波羅”，你認爲二者有哪些共性？
章麗：1330年冬春之交，弱冠之年的汪大淵由泉州港附舶(搭乘商船)出海，沿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開始了他的第一次航海旅行。這次航行的區域，遠至阿拉伯及非洲地帶。1334年回到泉州，前後歷時近5年。1337年，汪大淵第二次由泉州港出航，航涉的區域重點在南海諸島周邊國家。1339年夏秋間回到泉州，前後歷時近3年。
遠航回國後，他把兩次航海所見記錄整理，寫出了《島夷志》。至正九年(1349年)冬，汪大淵過泉州，適逢吳鑑(元代文學家、歷史學家)奉命主修《清源續志》(即泉州志)，因泉州爲市舶司所在地，應記外事，遂將《島夷志》附於《清源續志》之後。1350年春，汪大淵回到故鄉南昌，復將該書以單行本刊印，並請張翥(元代詩人)作序，“以廣其傳”。後《島夷志》佚失，所幸該書節選《島夷志略》在清代被《四庫全書》收錄。
《島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和趙汝適《諸蕃志》，下啓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重視，被譯成英、法、日等多國文字供國外學者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蘇州大學教授魏向東所著的《行走天下：中國行旅文化》一書中，將汪大淵稱爲“東方的馬可·波羅”。
汪大淵和馬可·波羅，我認爲二者有以下共性：
首先，汪大淵和馬可·波羅家庭背景相近，都是出生於衣食無憂的商人家庭。
其次，兩人的航海行動幾乎活躍在同一歷史時期。馬可·波羅離開中國數十年後，汪大淵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泉州出發，隨商船遠航走出國門。
兩位航海家都採取了搭乘商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航海曆程。他們都以紀實體裁寫下了沿途所見所聞，回國後將遊歷情況寫作並編纂成書。他們各自的著作《島夷志》和《馬可·波羅遊記》，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第五，汪大淵和馬可·波羅對世界歷史、地理的貢獻均被世人認可，都促進了人類航海事業的發展。
圖爲江西南昌市青雲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劉佳健 攝
中新社記者：生長於內陸的汪大淵，爲何會萌發探索海外的志向？
章麗：汪大淵，字煥章，江西南昌人，生於元至大四年(1311年)。少年求學時，汪大淵天資聰穎，博覽羣書。他對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愛不釋手，尤其是《貨殖列傳》中南北各異的地理、自然、物產等內容，更是反覆誦讀，沉浸於“紙上神遊”的同時，也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嚮往。他收集了許多記載各地奇聞逸事和風土人情的地理著作，對海外地理的遊記格外癡迷。
汪大淵出生地(今南昌市青雲譜區施堯村)水運業較爲發達，是古代當地水上交通良港和貨運集散地。“江到南關古渡頭，旁分一曲入溪流。垂楊夾道三千戶，繞郭連檣數萬舟。”宋朝詩人宗必經的《南浦》詩中，就描述了施堯村一帶的航運盛景。汪大淵成長的這方水土，雖不是沿海一帶，卻是個連山通海的地方。對外航運頻繁的成長環境，爲他提供了遠洋航海的信息基礎。
成年後的汪大淵束裝遠遊，沿着贛江一路上溯，來到了福建泉州。泉州港古稱爲“刺桐港”，此時的刺桐港正值海上貿易空前繁榮之際，是梯航萬國、舶商雲集的“東方第一大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後來寫道：“我們抵刺桐城，城甚大……刺桐港(泉州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不可思議……”正是泉州港的舶商雲集景象，進一步激發了汪大淵探險求奇的興趣，促成了他日後兩度遠洋航行的壯舉。
航拍江西南昌市青雲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劉佳健 攝
中新社記者：汪大淵遠航與鄭和下西洋有何區別？
章麗：與鄭和下西洋全由朝廷造船出資不同，汪大淵幾乎僅靠一己之力憑藉商船完成了航海行動，他的故事比鄭和早了半個多世紀。
汪大淵先後兩次出海，都是附舶遠行。他沒有自己專門的船隻，也沒有自己的生意，只是靠着搭乘商船不斷航行，一段一段前往下一站。可以說，汪大淵的航海，完全是憑藉以商船活動爲基礎的民間航行活動，這也是汪大淵遠航與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淵遠航給鄭和下西洋帶來借鑑。作爲翻譯官多次追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一書中記述了下西洋期間的所見所聞。在該書序言中，馬歡感慨：自己隨鄭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馬歡的實地考察，印證了汪大淵記載的真實性、準確性。
航拍江西南昌市青雲譜區象湖風景區汪大淵紀念廣場。劉佳健 攝
中新社記者：《島夷志略》記載了海外歷史勝蹟和奇聞逸事，對當前研究古代中外經貿文化交流具有怎樣的價值？
章麗：在航海旅行中，凡所到之處，汪大淵對各地的地理山川、民情土俗、風景勝蹟、奇事異聞、貿易貨物等方面進行了詳細、嚴謹的記錄。
現存《島夷志略》約2萬字，書中記載的220餘個國名、地名中，有些是初次見，有些甚至是僅見於該書。這些翔實記載，在歷史、地理、文化、國際貿易等領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科學價值，是當前專家學者們瞭解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珍貴史料。
《島夷志略》還記載了臺灣、澎湖是中國的領土，當時臺灣屬澎湖，澎湖隸屬泉州晉江縣，鹽課、稅收歸晉江縣。這恰好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空白點，也是17世紀之前中國人對臺灣島的歷史記載之一。
中新社記者：研究汪大淵遠航，在當下有何現實意義？
章麗：以共情激發國家之間的情感流動，是當下做好國際傳播的可行路徑。在人類與海洋接觸的過程中，汪大淵無疑是衝鋒在前的勇士。基於人類對航海探險的共同情感體驗，將民間航海家汪大淵作爲情感化標籤進行國際傳播，可爲國際公衆認知世界海洋文明成果提供“共情機遇”。(完)
[출처]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4/10-29/10310226.shtml
